朱祐，字仲先，南阳宛人，东汉开国名将，“云台二十八将”第八位。原名朱祜，因避汉安帝刘祜讳，在《东观汉记》中记作朱福，《后汉书》写作朱祐。他少年丧父，随母寄居外祖父家，因常往来于舂陵，与刘縯、刘秀兄弟自幼相识，同窗共读，结下深厚情谊。新莽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朱祐追随刘氏兄弟起兵于舂陵，任刘縯护军。刘縯遇害后，他成为刘秀的核心班底，忠心不二。历任护军、偏将军、建义大将军，封安阳侯、堵阳侯，最终爵至鬲侯。他参与平定河北、围困洛阳、剿灭各路割据武装，虽在讨伐邓奉时兵败被俘，却未损刘秀对他的丝毫信任。朱祐为人质朴、忠诚，且以直言敢谏著称，曾劝谏刘秀勿封赏过度，尤其反对厚赏宦官，体现了其正直的品格。晚年因病退居闲职，建武二十四年（公元48年）卒于家。朱祐是刘秀集团中“从龙”最早、关系最亲密的将领之一，其一生见证了刘秀从布衣到帝王的全程，并以绝对的忠诚和率直的个性，在云台诸将中留下了独特印记。
历史人物故事：从发小到阶下囚：刘秀为何对这位被俘的兄弟信任不减？
标题： 他是刘秀的发小，打仗被俘，刘秀却说他“不会背叛”
副标题： 最铁的兄弟，最直的谏臣
简介： 他是刘秀从小玩到大的同学，一起读书，一起造反。刘秀当皇帝后，他成了大将军。可一次战败，他成了敌人的俘虏。所有人都觉得他要么死了，要么降了。只有刘秀坚信：“朱祐不会负我。”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个铁哥们后来竟在朝堂上公开怼刘秀，反对皇帝封赏太监。看朱祐如何用一生的忠诚与耿直，诠释什么叫“布衣之交不可忘”。
公元8年，南阳宛县。少年朱祐失去了父亲，随母亲回到清河郡复阳县的外祖父家生活。复阳与舂陵相距不远，朱祐因此常往来于两地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个人：刘縯与刘秀兄弟。刘縯性情刚毅，慷慨有大节；刘秀则勤于农事，看似谨慎内敛。朱祐与这对兄弟意气相投，一同读书，一同游玩。后来，他们更一同前往长安求学，见识帝都繁华，也目睹了新莽朝政的混乱与社会的动荡。在那些青涩而充满理想的岁月里，少年人的友谊深深扎根。
新莽地皇三年（公元22年），刘縯、刘秀兄弟在舂陵起兵，公开反抗王莽政权。朱祐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即投身其中。刘縯被更始帝刘玄任命为大司徒后，任命朱祐为自己的护军。护军掌管军队人事、监察诸将，非心腹不能担任，可见刘縯对这位少年伙伴的信任。朱祐兢兢业业，跟随刘縯东征西讨。
然而，更始政权内部倾轧日烈。公元23年，立下赫赫战功的刘縯被更始帝刘玄和绿林军将领合谋杀害。消息传来，如晴天霹雳。刘秀当时在外征战，闻讯后强忍悲痛，赶回宛城向刘玄谢罪，不敢为兄长服丧，饮食谈笑如常。在这段最为凶险、压抑的日子里，朱祐是少数几个能理解刘秀内心痛苦，并始终陪伴在其身边的旧人之一。 这份在逆境中不离不弃的情谊，比顺境时的欢愉更加珍贵。
刘秀被更始帝派往河北安抚各州郡，这是一次危机四伏的旅程，也是一次龙归大海的机遇。朱祐作为刘秀最信任的部下之一，随同北上。在河北，刘秀摆脱更始政权控制，开始独立经营自己的基业。朱祐被任命为护军，跟随刘秀击破王郎，平定河北诸势力。建武元年（公元25年），刘秀在鄗城称帝，朱祐作为从龙元从，被封为建义大将军，位列“云台二十八将”第八。
建武二年（公元26年），一场意外的挫折降临。 刘秀麾下猛将，也是南阳老乡的邓奉，因不满吴汉军队在南阳老家的劫掠行为，愤而起兵反叛。邓奉骁勇善战，接连击败汉军。刘秀派朱祐与征虏将军祭遵等人南下讨伐邓奉。双方战于淯阳（今河南南阳南），朱祐兵败，竟被邓奉生擒。一军主将被俘，这在当时是奇耻大辱，也往往意味着背叛或死亡。
消息传到洛阳，朝野震动。许多人在猜测：朱祐是力战不屈而死，还是已经投降了昔日的同僚邓奉？毕竟，他们同是南阳人，曾有旧谊。然而，刘秀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他并没有愤怒或猜疑，而是平静而坚定地对左右说：“我了解朱祐，他绝不会投降邓奉。” 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，源于数十年的相知，源于舂陵、长安共度的时光，更源于兄长遇害后那段黑暗日子里彼此的扶持。
刘秀的判断是正确的。 不久，邓奉被刘秀亲征击败。在邓奉军中，朱祐果然安然无恙。他没有屈服，也没有受到虐待。邓奉败亡后，朱祐重归汉营。刘秀见到他，没有一句责备，仿佛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。这份信任，让朱祐感铭五内，也令其他将领动容。此后，刘秀对朱祐的信赖有增无减，继续委以重任。
建武四年（公元28年），朱祐与建威大将军耿弇、征虏将军祭遵等讨伐割据东方的刘永余党及张步势力。建武五年（公元29年），他率军南下，讨伐在黎丘（今湖北宜城北）称楚黎王的秦丰。经过长达数月的围城，最终攻克黎丘，生擒秦丰。此战之后，朱祐因功进封堵阳侯。
战场上的朱祐是可靠的将领，而朝堂上的朱祐，则以其质朴和耿直闻名。 他为人节俭，得到的赏赐都分给部下，家中并无多少财产。他最大的特点，是敢于直言进谏，甚至不惜触怒皇帝。当时天下逐渐平定，刘秀开始封赏功臣、外戚，对身边的宦官也多有赏赐。一次朝会上，朱祐直言不讳地上书，劝谏刘秀：“陛下是像周公一样圣明，但却有些像像齐桓公那样宠信宦官。这恐怕不是让国家安定、保全功臣后嗣的办法。” 这番话非常尖锐，将刘秀比作宠信易牙、竖刁的齐桓公，暗示过度的封赏（尤其是对宦官）会埋下祸根。
此言一出，满朝皆惊。 宦官集团对他恨之入骨，许多大臣也为他捏一把汗。然而，了解朱祐为人的刘秀，虽然未必全盘接受他的意见，却并未因此怪罪他。他知道，朱祐此言并非出于私心，而是纯粹为国家和刘氏江山着想。这种直言敢谏的作风，在云台诸将中颇为罕见。或许正因为他是刘秀的“布衣故交”，才敢如此毫无顾忌地说话；也正因为刘秀了解他的赤诚，才能容忍这样的逆耳之言。
建武九年（公元33年），朱祐屯兵南行唐（今河北行唐），防备匈奴。建武十三年（公元37年），天下大体平定，刘秀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，朱祐主动上交大将军印绶，以列侯奉朝请，淡出权力中心。刘秀对他依然礼遇有加，时常召见咨询。建武二十四年（公元48年），朱祐在家中病逝。